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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北大同学毕业赠言

摘要:关于北大同学毕业赠言(一) “诸君离学校而去了。在社会上立身的困难,恐怕比在学校里求学还要加甚。若非立志奋斗,则以前所受的教育,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恼,或转为堕落的工具。这是诸君所当特别注意的。事业的成功,须经过长时间的辛苦艰难——成功的代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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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北大同学毕业赠言(一)

  “诸君离学校而去了。在社会上立身的困难,恐怕比在学校里求学还要加甚。若非立志奋斗,则以前所受的教育,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恼,或转为堕落的工具。这是诸君所当特别注意的。事业的成功,须经过长时间的辛苦艰难——成功的代价,走过了许多荆棘的路,方才能寻获康庄大道。立志是砍荆棘斧斤,奋斗是劳力。万不可希望以最少的劳力,获最大的成功。”这是三十年代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,送给即将毕业的北大同学的《临别赠言》。

  补记:蒋梦麟先生(1930.12-1945.11在任)是蔡元培校长的早年学生,后赴美留学,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拜杜威等为师,获教育学博士学位。归国后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职位,是蔡校长治校的得力助手。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,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,经常是蒋梦麟。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,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。关于他的贡献,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论:“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,学问比不上胡适之,但办事也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。”对此,蒋先生是认可的。为了不至于引起误会,蒋先生还补充了一句玩笑话:“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,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。”

  关于北大同学毕业赠言(二)

  “一个大学里,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,人数应该最少。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,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。我常常想,这许多学生,毕业之后,应该做些什么事?能够做些什么事?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。你们自然也在想: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?我们能够做些什么?’依我的愚见,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,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。禅宗有个和尚曾说:‘达摩东来,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。’我想借用

  这句话来说:‘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。’你们应该做些什么?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。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?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。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,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,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。这件法宝只有四个字:‘拿证据来!’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,装作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:‘没有证据,只可悬而不断;证据不够,只可假设,不可武断;必须等到证实之后,方才可以算作定论。’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,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。朋友们大家珍重!”

  这篇题为《怎样才能不受人惑?》的文字是时任北大人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先生给北大哲学系1931年毕业生的临别赠言。

  关于北大同学毕业赠言(三)

  “这些天,法学院楼道里总是很热闹。毕业和即将毕业的同学兴高采烈,穿着毕业服,来往穿梭,合影留念。弄得我的心也是意乱神迷,有点惶惶不可终日。等坐到计算机旁写这些文字时,不禁暗自嘲笑:究竟是你毕业呢?还是人家毕业?这种日子再持续下去,我可能就什么事也没法做了。

  因此,有许多事情都是不能多,也不能长的。前几天,博士生、硕士生毕业,我讲了话;今天,又要讲话。我现在才知道,如果没有秘书,当领导也是不容易的——如果要讲他自己的话,而且要在一些类似的场合讲一些类似的话。本来我想把自己原来的那份稿子,再念一遍,反正讲话对象是不一样的。但一想,这可不能像有些老师上课的讲稿——不管哪年、不管对谁,都一样照着念。看来法律的美德——简单和统一——和生活的美德——复杂和细腻——还真不一样。这是说笑话。其实我倒是觉得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典礼应当分开。说实话,对本科生格外优待一点,是有道理的。因为你们进来的时候,不管你们是否愿意承认,确实都是孩子。

  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,你们把最美丽、灿烂的四年时光留在了北大。我们有更大的责任让你们快快活活进北大,让你们高高兴兴出北大。而且,我还有其他的更为长远的想法。我在国外了解到,一个学校的校友募捐,最主要来自本科毕业生,因为似乎只有本科才真正给人以身份和归属感。因此,我现在给你们多一点优待,40年后,我们的北大法学院就会有更多的回报。(看,朱苏力是多么的狡猾!他甚至算计着你们40年后的钱呢!当然,早一点也行。)

  而且,就你们这一届本科毕业生来说,我们也是很有缘分的。将近四年前,我每周都有一天要早起,匆匆赶到昌平园给你们上课。虽然许多人和名字对不上号,更多的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,但我还记得:期末考试时,我看到一份字迹很娟秀,论证很细致,说理挺充分的考卷。我给了他全班的最高分,并记住了他的名字——章永乐。听说章永乐马上要去加州洛杉矶分校学习去了。

  上次看到他,穿着一件因为印上了几个字、因此就称作文化衫的老头衫;衣服太大,空荡荡的,让人觉得那里面不是章永乐,而是一块搓衣板。我还记得法理课的课代表,印象中是贵州来的一位有点胖乎乎的漂亮小姑娘,工作、学习都很认真负责,字也写得也很漂亮,很大气,与章永乐的字似乎相反。记得她期中考试好象是得了85分,成绩很高,但不是最高,心里似乎有点难受。我就装作不知道,也就混过去了。后来偶尔在楼道中碰到过一两次,记得脸型,记得姓刘,名字是方什么,或什么方,因此一下子我就侵犯了两个人的名誉权,擅自把她改名为刘方誉;好在她不是齐玉伶,刘方誉也不知道,因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麻烦最高人民法院,因此迟滞了中国宪法的司法化。直到上次照毕业照的时候,又见到她,总算叫对了她的名字。而且发现她不再是胖乎乎的,而是挺修长挺拔的,楚楚动人。

  对了,她的名字叫刘诗芳。哦。还有张锐,也是一块搓衣板——只是更长一点,头上顶着一个与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同名的头型。课间休息,他和一些同学,总是围着我提问,似乎怕我想不开,会自杀;而我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展示了自己的羽毛。再见时,是在院务办公室。记得让他替我起草一份发往香港的唁电。他写了一篇很好的香港、台湾流行的那种公文唁电,半文半白,实在令人我刮目相看。想来,几年来一点读了不少王泽鉴、史尚宽。只是,不再向我提问了。是的,你们都不再提问了。

  不再提问,不是因为我的课早已结束了。不再提问,是因为你们已经忙起来了,已经熟悉了北大老师的套路了,已经能从容应付各种考试了。不再提问,是因为你们也许是忙着考toefl、gre、准备律考;忙着玩计算机和计算机游戏;忙着从网上下载《大话西游》或《我的野蛮女友》或《蓝色生死恋》或《电视流氓自己的故事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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